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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N号房”背后的意见领袖传播与媒介伦理问题(2)

2020年03月26日 15:20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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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意见领袖建立在人际传播的范畴上,而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则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双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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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在人际传播的范畴之中,传统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的理性交往并不多,往往形成一个个围绕各自意见领袖而结合的半封闭的社群孤岛,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的交往则非常多,往往能形成一个开放的围绕事件或话题而非意见领袖个人而结合的网络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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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见领袖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较高的教育程度及较好的经济条件,而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的社会地位常常不再是前提条件,反而是成为意见领袖之后所获得的附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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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见领袖多是被动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而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常常能够主动制造出稀缺信息或新闻,进而大众媒介不得不跟进,卷入到其关注的事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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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意见领袖所影响的人群,常是被动、消极的,知识面或思考能力都较低,网络意见领袖所影响的人群,却常常是活跃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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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见领袖具有稳定性,而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则并不稳定,甚至有特殊的“即逝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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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见领袖数量有限,彼此之间缺乏理性交往与有效沟通,而网络意见领袖数量巨大,流动性强,彼此之间呼应或驳难非常频繁;

基于网络意见领袖对青年网民的政治信念、政治态度、行为方式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学者余树英认为必须构建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合作机制, 发挥机制对青年网民正面的导向作用, 降低其负面影响力。

第一, 构建常态化联系机制。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须与之建立感情, 构建常态化联系机制。通过研讨会、论坛、座谈会、联谊活动等常用工作形式, 定期与网络意见领袖建立直接、密切的联系, 加强经常性的线上互动、线下沟通, 了解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意见诉求。

第二, 构建引导及规范机制。一是坚持典型引导。通过经验交流、表彰奖励等形式努力塑造和宣传优秀网络意见领袖的良好形象, 想方设法促进集群效应产生正能量, 带动和凝聚一批网络意见领袖。二是呼吁网络意见领袖自律。为了提高网络意见领袖的社会责任感, 倡议制定一些可行性的网络行为公约, 使得网络空间日渐清朗。建议成立新媒体行业组织, 成立新媒体精英分子联盟, 结合《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制定网络文明行为公约。

第三, 构建识别及培育机制。一是发现识别网络意见领袖。树立互联网思维, 通过网络舆情分析, 发现识别网络意见领袖。二是对骨干团员青年进行培训。通过集中培训和定期讲座等方式, 对网络宣传员、网络文明志愿者、团干部中的骨干进行教育培训, 培育共青团自身的网络意见领袖。

3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对包括1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被害女性发去慰问,删除聊天室里的非法视频,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的所有会员。以边伯贤、李惠利为代表的明星群体,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利用自己原本的影响力发起声讨,呼吁网民积极请愿,他们发起的议题与韩国民众紧密相关,有助于凝聚网络舆论共识,引发集体行为,从而促进本次事件的解决。

公布嫌疑人信息,媒体侵权了吗?

在警方公布主犯赵主彬的个人信息前,韩国SBS电视台《8点新闻》就率先公布了赵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而在此前的“素媛案”中,韩国MBC电视台也提早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肖像信息。在网络舆论一片叫好的同时,我们应该思考:对于韩国SBS、MBC电视台公布嫌疑人隐私的行为,是否属于媒体侵权——这就涉及一个媒介伦理的问题。

媒介伦理是指媒介从业人员,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无论编辑、记者还是其他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工作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总是与其所在的新闻媒体的价值取向、道德功能与伦理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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